想象中的計劃是想象中的計劃，具體的事情還要具體去做。研究室起初的業務是縱向和橫向課題研究。橫向課題多與上海市正在研制的單片機有關，縱向課題是完成科技部明確下達的任務——怎樣像印度軟件產業那樣打出去。史一兵參加瞭這個課題的研究。研究的結果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把人送出去；第二步，把項目帶回來；第三步，將產品打出去。“那時候覺得不錯，各方面的資源都還可以，要是堅持做下去，可能就不是今天這個局面瞭。”“但這隻是上海市科委的想法，隻是局部的想法。我們歸科委管。”
上海熱線第一輪投標，萬達遙遙領先，當史一兵他們就要慶功的時候，突然聽說北京來瞭個叫亞信的公司。這個叫亞信的公司是後來的，但它一上來就搶走瞭2000萬元項目中的1500萬元，隻給萬達剩下瞭400多萬元的上海熱線黃頁項目。
上海寂寞 求伯君去上海，看完毛建偉的豪宅對他說，“主臥是我送你的，你賣金山漢卡不止賺這些”；劉旭到上海，看完毛建偉的豪宅對他說，“至少有一間是我送你的，你賣瑞星防病毒卡不止掙一個房間”；王江民到上海，在毛建偉的豪宅裡，毛建偉對他說，“王老師，這套房子至少有一半是你的，是賣KV300掙的。”
不想做個體戶 1993年從美國回來，史一兵盯上瞭用友財務軟件。“用友的技術太落後瞭”，和史一兵一同從美國回來的同事說。史一兵也看不上用友財務軟件。“第一，我們要將財務軟件做到windows上；第二，用友的界面太死板，我們能讓用戶定制。” 史一兵和他的同事們信誓旦旦地要超過用友。
史一兵他們花瞭兩三個星期，迅速將自己的活幹完，然後走人瞭。“輸就輸，贏就贏嘛。”雖然掙瞭一點錢，但史一兵他們很惱火，覺得很丟人。“從技術說，根本說不準誰好誰壞，亞信後來的技術開發也是好長時間都沒有結果。在軟件上，我們肯定比田溯寧、丁健有經驗，但他們對市場的把握，對機會的敏感，都遠遠比我們強。他們有網絡的經驗，當時他們已經做瞭CHINANET。”
上海的IT摸不著，看不見，他們之間也沒有關聯。采訪中，他們或許會提到北京的競爭對手，但他們不講上海的同行。2002年4月22日，我再次去上海參加微軟亞洲MVP頒獎大會，兩周前在上海見到的IT人士，這次一個也沒有碰上。微軟全球技術中心商業應用部總經理華宏偉告訴我，上海沒有業界。
小商小販 《知識經濟》：京滬兩地業界的區別在哪裡？
史一兵一開始很高興，覺得有瞭錢，就可以大張旗鼓地做財務軟件瞭，後來，他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有多天真。“做財務軟件，需要大投入，大投入當然有風險，一下下去幾百萬元都可能泡湯，而結果什麼都沒得到。”股東不允許史一兵這樣玩，史一兵也沒堅持。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隻好選擇瞭做一單賺一單的系統集成。
此時的趙興耀絲毫也沒有覺得國有體制有什麼不好。他1968年從上海科技大學畢業分配到上海無線電13廠（上海電子計算機廠前身），1984年，他39歲的時候，從技術科長升任廠長，正是最春風得意的時候。上海電子計算機廠此時擁有1500名員工，年利潤1800多萬元，上級主管單位為上海市儀表局。除瞭生產傳統的中型機和大型機，上計廠還在1984年推出瞭自己的PC。趙興耀將這款PC命名為“東海”，上海東臨東海，趙興耀想說的是：北有長城（PC），南有東海。
這一切始於1999年年底。世大集成電路在總經理、創始人張汝京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大股東賣給瞭臺積電。2000年9月，負氣出走的張汝京來到瞭上海浦東張江，募集資金14.7億美元，成立中芯國際。
上海市政府要求投資方不能按照傳統的方式管理萬達，不能派財務總監，要允許萬達三到五年內虧損、打基礎。股東當然不聽這一套，在他們看來，投資就得有回報。 新竹五星級月子中心推薦
人總是什麼都想要。毛建偉一度想聯合各地軟件分銷諸侯利用《電腦報》這個媒體平臺投奔香港駿升公司和連邦鬥一鬥，但既想守住既得利益，又想開創未來的事情，一般都做不成，香港駿升公司和茂立合資的上海駿網軟件有限公司，後來不瞭瞭之。
直到1998年，趙興耀53歲的時候，他才被逼上瞭創業之路。離職前，他一直主持長江集團下屬的上海計算機技術服務公司工作。該公司1996年排上海500強第213位，1997年排第139位，1998年其營業額達到5億多元。“上海計算機技術服務公司發展起來之後，我又要被派到其他地方，我也很願意，但是後來大傢有些不太愉快，然後就分手瞭。我自己創業。”耽誤瞭10年之後，趙興耀還是走上瞭創業之路。如果10年前，他和柳傳志一樣創業，不知道他會不會是第二個柳傳志。至少趙興耀認為自己不輸柳傳志，但他差在10之前沒創業。這是致命的差距，一輩子也趕不回來瞭。
門很小，緊閉著。敲開門，公司裡更加安靜，也看不到什麼人。從復旦微電子出來，往樓下走，看到一群保安在空曠的大堂裡操練，在練正步走。
長江集團以上海電子計算機廠為基礎，整合進瞭上海黃浦儀器廠、上海計算機服務公司、上海計算機開發有限公司、上海長江計算機打印機廠等大大小小二三十傢公司。趙興耀參與瞭長江集團的組建，並任集團主管生產和經營的副總裁。“長城是當時的全國老大，按理，我們可以做老二，但我們沒做成全國老二。聯想後來起來瞭，有一段時間，浪潮也很兇，浪潮和長江之間始終存在比較大的競爭。”一直到1993年，趙興耀還沒看出柳傳志有什麼風采。那年，他和柳傳志一起參加HP的渠道會，他和柳傳志同臺演講。他認為，他在用詞和話題吸引註意力方面，都比柳傳志強。“聯想的管理都是和HP學的，他的幹部也基本上是原來搞過HP分銷代理的。”
東海0520 PC第一批生產瞭400臺，大部分被上海市經委買走搞培訓用。1984年，東海PC年銷量達到2萬，略遜於長城PC，居全國第二位。
再一站是易趣。一年多前，我第一次去易趣的時候，他們剛剛搬進上海市南京西路1168號的中信泰富廣場25樓。易趣現在仍然在那裡，他們並沒有因為最近拿到瞭eBay 3000萬美元而和一年前有什麼變化。一年前的中午，邵亦波還有時間和同事打一會乒乓球，現在他更忙瞭。采訪中，有無數個電話打進來，邵亦波一會說中文，一會說英文，不停地讓對方再等5分鐘。將要拿到eBay融資的時候，邵亦波對他的妻子說，“馬上就可以歇一歇瞭。”但事實是“現在更累”。
“他們交給我一周的事情，我一天就能做完，其他時間沒事幹，但每天還要坐在那兒。”當史一兵他們感到學徒當得差不多的時候，他們決定將美國惠普給的任務拿回國內去做。
《知識經濟》：上海也不缺大學和研究所，為什麼沒有造就出一個中關村？
雖然心有餘悸，但又總有那麼一點點不甘心。在這種復雜的心理下，1994年，史一兵他們發起成立瞭上海康微計算機軟件公司。史一兵這些人出資50萬元，占康微70%股份，軟件研究所占30%股份。
李勁的父親是毛建偉的老師，李勁經常和毛建偉一起討論計算方面的事情。高中畢業，李勁去清華讀計算機，毛建偉去復旦讀計算機。李勁後來成為微軟中國研究院最年輕的研究員，毛建偉1988年從復旦計算機系碩士畢業沒有去外企，他想“下海”闖一闖。
惠普幫助上海軟件研究所完成瞭“將人送出去”的第一步。
邵亦波也和蘇啟強見過很多次，談過很多次合作，也有很多共識——他們彼此都覺得C2C潛力很大，但做起來很難，任重道遠。邵亦波也承認蘇啟強很有在中國做商務的經驗，並且認為蘇啟強是個好人，但他們之間的合作沒有成功。易趣比雅寶有錢，eBay比易趣有錢，eBay更看重未來易趣更看重錢，這大約是此合作不成功，彼合作成功的主要原因。
趙興耀：我感覺到，結果好像跟意想中的有些不一樣。上海很少總結IT到底怎麼做？上海IT到底需要怎樣的氛圍？北京有中關村，培養瞭好多人才。中關村的道路是靠中小企業通過市場機制烘托起來的，上海沒有這樣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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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並沒有將追趕中關村的重任寄托在像施雷這樣的“非種子選手”身上，上海市政府有它自己的通盤考慮。早在1992年7月，上海市政府就開始著手建設張江高科技園區，以期與中關村抗衡。張江高科技園區是中國政府批準設立的國傢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面積25平方公裡，裡面佈滿瞭70多個芯片項目和制造企業。
1994年，史一兵升任上海軟件所所長助理，1995年初升任副所長。但軟件所對惠普的軟件出口卻沒有上升，一年也就10多萬美元，後來實在做不下去，就不做瞭。
上海熱線一仗輸瞭以後，後面接連幾仗，萬達都是輸。萬達在上海的競爭對手開始在背後傳：“萬達這傢公司有背景，惹不起，但沒什麼能力，你看，他什麼單子也沒接下來。”
1999年6月，邵亦波決定回國創業，路過矽谷的時候，他得到瞭40萬美元的投資承諾，但這筆錢要等一段時間才能到，易趣開始幾個月用的都是邵亦波的積蓄。“我當時欠瞭BCG 9萬美元的債，上哈佛讀MBA的學費，是BCG付的。我當時有一點積蓄，但我不能先還他們的債，我得先做事情。”
省 錢 史一兵每次在機場路看到競爭對手的大廣告牌，總會生出一番感慨。他也喜歡機場門口的大廣告牌，但當他聽說要花1000萬元的時候，他放棄瞭。史一兵知道品牌很重要，但他現在還下不瞭決心這樣花錢。
早在1997年初，施雷當上上海市農業投資公司投資顧問經理的時候，他就提出投資復旦集成電路與系統實驗室，但此時，他說話不是太有份量，投資沒能進行。1997年9月，施雷加入上海市商業投資公司，他將投資復電微電子的夙願在這個公司實現瞭。但投資額很小，隻有380萬元。復旦無形資產折算成370萬元，施雷和他的團隊個人出資250萬元，這樣湊夠瞭1000萬元投資。
史一兵沒有料到的是通訊線路後來會成為很大的問題。“印度為瞭軟件出口，國傢搞瞭很多衛星通訊，鼓勵軟件公司用。”“我們做不過印度，當然還有別的原因。比如，我們的信用規模不夠，做不大；比如，印度人說英語，具有先天的溝通優勢；比如，他們習慣瞭按步就班地做事情，比較符合美國人的口味。”“我們的素質和智商都比印度人高，”但就是沒做過印度人。
長江集團 1986年12月12日，原電子工業部計算機管理局副局長王之脫離政府機關，“下海”組建長城集團。
毛建偉接下來會在北京開一個分公司，但這個分公司不做經營，隻做信息采集和物流品牌。毛建偉還會去南京、杭州開店，但毛建偉不想將步子邁得太快。“做生意是馬拉松，不是百米短跑。企業跟企業之間比的是耐力，我做不瞭領跑者，我也不想領跑，但我希望最後我第一個沖刺。”
萬達現在有350人，2001年利潤已經達到1000多萬元，在上海算是最大的軟件公司之一。史一兵他們這些年為瞭發展費勁瞭心機。1985年那個坐在復旦教室裡暢想未來的23歲的史一兵如今已經40，但2002年的萬達和1985年趕超印度的理想，已經相去甚遠瞭。史一兵現在還為別人將萬達當小公司、地方公司看而煩惱著。
1994年6月5日，曾經介入合作的柳傳志此時表示“不同意倉促合資”。為力爭促成合作，1994年下半年，倪光南爭取到瞭國傢經貿委“多媒體技術產業化項目”的1100萬元人民幣撥款和數千萬元貸款，用以在資金上支持“聯海”計劃。
上海市的1000萬元全投在瞭100個研究生身上，1000萬元用完瞭，就沒錢瞭，所以，那紙上很漂亮的軟件實驗研究室終究成瞭空中樓閣。軟件實驗研究室先將就設在瞭復旦裡面，後來搬出復旦，租老幹部活動中心的房子辦公，一直居無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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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隆半導體是繼宏力半導體和中芯國際後又一個落戶張江的集成電路主力項目，由臺灣、日本等數傢著名電子公司聯合投資4億美元共同組建，主要從事集成電路的設計、光掩膜及封裝測試等業務。至此，張江迅速集結起70多個集成電路項目和企業，投資總額超過40億美元，形成瞭包括芯片設計、芯片制造、封裝測試、配套服務等在內的完整產業鏈，產業聚集效應開始凸顯。
在找錯瞭三四次之後，我們才在漕河涇桂平路481號20號樓5層找到萬達股份有限公司。在那個安靜的大院子裡，不仔細找是找不到這個公司的，我們就是從它旁邊走過，也不知道萬達就在裡面。萬達的佈置還是國企的佈置，但史一兵的談吐倒很豪爽。
5G手機的“牌”雖好，但聯想會是那個能“打好牌”的人嗎？
1962年出生的史一兵，1985年業已從復旦畢業工作瞭，但當他聽說，國傢為瞭在軟件上趕超印度決定在復旦招兩個研究生班並以此為班底成立軟件實驗研究室時，他馬上又跑回瞭復旦。史一兵覺得這是個機會。這樣的研究室，國傢一共建瞭兩個，另外一個在北京，叫中科軟件實驗研究室，後來做出瞭“女媧計劃”。
史一兵們剛到美國的時候竹北月子中心費用感覺什麼都新鮮。國內微機那時就是打打字，寫點小程序什麼的，他們在美國已經開始使用網絡開發環境瞭，在那裡，最新的技術剛剛出來，他們就能很快瞭解到。此時大傢都很狂熱，以為自己站在世界的前沿瞭，但兩三月過去後，大傢才發覺沒多大意思。“美國人根本不把重要的工作給我們做，我們隻能做點輔助性的工作，沒挑戰性。”
在1986年，上海電子計算機廠想做中文打字機，所以，趙興耀去向萬潤南討教。萬潤南沒和趙興耀過多地談中文打字機，萬潤南和趙興耀談起瞭企業管理。趙興耀至今印象最深的是，萬潤南和他說：“四通不買車，租車。”趙興耀也覺得租車很有道理，但在他所在的上海電子計算機廠不可能實行。“上海電子計算機廠和四通體制不同，是國有體制。”
1994年，連邦在全國發展加盟連鎖店，曾經找過毛建偉，被毛建偉拒絕瞭。盡管毛建偉在上海有些寂寞，但他覺得自己的小日子過得還不錯。北京的氣氛，他很羨慕，但他不想因為空落的氣氛破壞瞭自己小天地的安逸。“做分銷盡管量很大，面子好看，但是，分銷占資金，有風險；做零售雖然規模小，發展慢，但是沒風險，利潤也高。”
在臺灣人之前，1998年，英特爾就在上海建立起第一個封裝/測試廠，進行快閃存儲芯片的封裝和測試，總投資額為1.98億美元。2001年9月20日，英特爾（中國）有限公司宣佈向這個生產制造工廠新增投資3.02億美元，使得英特爾在上海封裝/測試廠的投資總額達到5億美元。2000年，IBM在上海投資3億美元成立大規模有機芯片封裝生產基地，主要生產微型板卡及高技術芯片載體，這項投資是IBM在中國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一筆單項投資。
邵亦波很快就聽說北京的雅寶在和他做同樣的事情，而且比他做得早。邵亦波在擔心雅寶的同時，也覺得大傢可以一起做。當時他認為，“電子商務的對手是‘王府井’、‘南京路’，不是其他的電子商務公司，因為電子商務的份額隻占整個市場的1%。”“最好的方法是大傢一起把市場做大，讓大傢都習慣在網上買商品，而不是互相爭搶。”
萬達起跳於拿瞭上海市醫療保險項目。這個項目為上海市政府投資，投資總額為1億元，軟件開發費用為1500萬元。在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萬達成功地將650萬人、1000個醫療網點、500多傢藥店聯瞭起來。這個項目成功之後，上海之外的城市絡繹不絕地到上海取經，史一兵曾經想借機將萬達醫療保險在上海的成功復制到其他城市，但每一次投標都是第二名。“第一名都是當地公司。”在上海醫保系統的成功，沒能使萬達成為一個全國性的公司。
看到邵亦波就會想起唐海松。唐海松有著和邵亦波幾乎一樣的背景：在哈佛讀MBA，在麥肯錫工作，1999年3月回到中國創辦億唐，5個月融資5000萬美元。唐海松和邵亦波不同的是：他一直沒有方向。2002年3月27日，唐海松開始經營億唐品牌的包袋系列，並稱“網上網下時尚結合”是億唐選擇的“突圍”之路。相比之下，邵易波還是做互聯網。18個月之前，我在上海主持過一次“中國.com論壇”，來瞭很多上海的.com企業，現在這當中的大多數已經銷聲匿跡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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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地域文化的背景下，張江雖然產業比較成氣候，但民營高科技企業數量、實力和規模都遠不及中關村，也未出現柳傳志、王選、段永基這樣的品牌企業傢。張江呼喚創業精神和企業傢精神，呼喚有膽識、有血性、有個人魅力的“領軍人”。——國傢高新區專傢委員會委員鄒祖燁
上海從來都不缺少優秀人才，邵亦波是這當中的一個。1991年，邵亦波在上海長到17歲的時候，取得瞭哈佛大學全額獎學金，得以跳級（免讀高三)進入哈佛本科讀書。邵亦波是建國以來，獲全額獎學金進讀哈佛本科的第一個中國人，也是該屆所有哈佛新生中獲全獎的四人之一。1995年，邵亦波以“最高榮譽”畢業，哈佛1600名應屆畢業生中，隻有名列前12位的優秀生才能進入“榮譽會”，邵亦波是這12人中唯一一位中國人。畢業時，邵亦波同時收到麥肯錫（McKinsey)和波士頓（BCG)兩傢咨詢公司的聘書——它們是美國最好的兩傢咨詢公司。邵在波士頓公司工作兩年後，被公認為公司“最優秀雇員”之一，獲送進哈佛攻讀MBA……
毛建偉堅信“一個旺鋪可以吃三代”。在旺鋪經營上，他堅持，“面積不一定要大，但位置一定要好，貨物擺放一定要整齊，燈光一定要亮，音樂一定要有，演示一定要到位，服裝一定要統一，態度一定要和藹，服務一定要跟上，錢一定要掙。”根據這10大原則，毛建偉在上海最好的位置業已建瞭10傢茂立連鎖軟件零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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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上海電子計算機廠將重點轉移到瞭PC在金融行業的應用，當時全國金融行業50%以上都采用瞭東海PC。“長城漢卡推出來後，我已經感到瞭市場競爭，但那時，我很瀟灑，我搞一搞，廠子的效益就上來瞭。”“廠裡現在的房子還是我當廠長那會兒建的。”說起當年，趙興耀總是很自豪。
“我不做分銷，零售商的忠誠度非常低；我也不做廠商，做廠商太辛苦，國外同類產品一上來立馬就能將你沖跨。我做零售，紮紮實實。即便有一天，軟件做不下去瞭，或者難以維持好的盈利，我有好的地理位置，其他廠商也一定會看上我，我一夜之間就可以改成聯想專賣店。我有旺鋪，我怕什麼？有旺鋪，哪怕賣珍珠奶茶，都能賺錢；沒有旺鋪，其他都是空的。”
1986年，北京中關村，四通董事長萬潤南辦公室。兩個小時過去瞭。上海電子計算機廠廠長趙興耀還在裡面談興正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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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復旦微電子發展到30多個人，這年虧損瞭20多萬元；1999年，復旦微電子發展到70人，這一年虧損6萬多元。芯片設計公司一般先要虧損5年，復旦微電子低成本擴張的能力將上海人精打細算的一面表現得淋漓盡致。
2000年8月4日，復旦微電子在香港創業板順利上市，融資1億港元，成為國內唯一一傢集成電路設計上市公司。“我們上市之後，芯片設計在上海突然變成瞭熱門行業。復旦微電子將很復雜的事情很簡單地做成瞭，害得上海在2000年一下出現瞭四五十傢芯片設計公司，現在當然死掉瞭一些。”
上海如果沒有華虹（以華虹為核心的909工程總投資為100億元人民幣，是建國以來電子行業最大的重點投資項目），復旦微電子定會是個寵兒。
既生瑜何生亮，比起對於華虹的厚望，復旦微電子總是不太被重視。“華虹上線的時候，號稱是最優秀的。華虹是什麼？一條生產線而已，這條生產線被賦予瞭擔負起中華民族在新世紀芯片設計的重任。它有那麼大能力嗎？它不就是一條生產線嗎？”
不被重視的滋味，一度使施雷想北上。他為北上找瞭很多理由：“北京有很多‘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勇士，他們身上散發著強烈的魅力，在這種魅力的感召下，經常是一呼百應，很容易召集一支敢死隊。這支敢死隊往往可以在看起來不可能的地方做出很輝煌的事情。在上海，很少有這種氣氛，明明知道可以做成的事情，和上海的團隊談，都會被挑出很多潛在的缺陷。上海人才的第一選擇是到國際大公司做高級白領。”“上海人太務實，激情已經被理智過濾。上海人對不合規矩的東西深惡痛絕，而創業就是將不可能的事情做成可能。”“如果真想實現大的抱負，在北京能遇到的知音要比上海多得多。北京很可愛，能容忍更多有特殊才華的人；上海不能，上海更多地要求你遵守規則。”
但施雷最後還是沒有走。“上海有它合理的地方，整體考慮下來，我相信有一天上海會比北京強。”“北京太浮躁瞭，打造一個國際公司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上海這裡的商業氣息和契約精神與它那種對國際慣例的認同，提供瞭一個良好的企業發展機會。”“復旦微電子現在一分錢銀行貸款都沒有，我們完全可以拿到數億元的銀行貸款，將復旦微電子炒上天去，我也想把它炒得熱火朝天，但是，在上海，我就能克制住我自己。北京的氛圍就不是這樣，我經常讀不懂兄弟公司的財務報表，包括他的利潤來源、產品服務，我經常讀不懂。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將明明是假的東西，寫得跟真的一樣。一個國際型的公司沒有十幾年的基礎走不出來，在上海，不允許我做虛假的東西，這裡的CFO發現你不踏實做，他馬上會走。”
芯片代工 北京流行的是創業文化、“老板文化”，喜歡自己拉旗子幹；而上海“白領文化”占主導，寧可打工拿高薪，不願“下海”冒風險，這種“白領文化”深深植根於傳統工業的土壤，形成政府強企業弱，有白領缺首領。
萬達緊接著又在浦東機場項目中獲勝。這個成功使得2001年，史一兵下決心挺進北京，但幾個項目打下來，史一兵痛感“北京市場更重品牌和關系”。“在北京，我們聽說瞭很多來頭很大的公司，在上海做系統集成首先想的是能不能做成，然後才是品牌和關系。”“上海公司太低調，市場營銷能力和策劃能力比北京差遠瞭。北京公司魄力大，這方面，我們比不瞭。”“萬達賺錢都是從軟件裡賺的，但北京很多軟件公司，我懷疑他們的錢並不是靠軟件賺的。”
對這個問題，張江的解決方案是引進；引進海外留學生，引進外省市的創業人才，把海外和外地的創新文化移植過來。北京的聯想研究院上海分院，深圳的中興通訊上海研發中心，臺灣的中芯科技等等，這些企業的創業理念都在無形中優化著張江的文化品質；一些留學生更是“根在矽谷，花開張江”，把他們在矽谷創新意識和創新成果帶到張江，對張江創新文化的培育產生瞭很好的撞擊和發酵作用。
就在近兩年，張江的創新企業一下子增加瞭近千傢，絕大部分企業的領軍人都是留學生和外省市的創業人才。——張江高科技園區開發公司總經理戴海波
1987年，復旦兩個軟件研究生班100名學生畢業，上海軟件實驗研究室誕生。上海軟件實驗研究室是國傢計劃，國傢本來計劃對其投資1500萬元，但後來改為瞭上海市投資，上海市投瞭1000萬元。見到實驗室的人，上海市領導經常說：“你們這些人，每個人身上都花瞭10萬元。”這些人也經常答道：“你把這些錢給我們，我們到國外讀兩個學位，再回來幹，多好。”
從萬潤南辦公室出來，趙興耀到四通對面的聯想轉瞭轉。每次到中關村，趙興耀總喜歡四處遛遛，但趙興耀和中關村大小公司都沒有生意往來。“當初還沒有分銷的概念。”“代理制是從長城0520興起的，當時全國的計算機銷售點都銷售長城0520。王之很厲害。”
張汝京是臺灣第三號芯片代工巨頭，他業已號召瞭大批臺灣資深工程師來張江和他一起創業，目標是建成世界一流的0.25微米以下的200mm（8英寸)及300mm（12英寸)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芯片生產中心。此舉可以將中國的芯片制造技術一下提升好幾個臺階。
和中芯國際相映生輝的是，臺灣巨富王永慶之子王文洋投資16億美元成立的宏力半導體制造公司。宏力和中芯業務大致相同，也是芯片的超級代工者。
史一兵他們當然急切地希望有投資進來，在這種情況下，康微接受瞭最苛刻的融資方案：先將康微清算，隻算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全部不作數。
上海沒有中關村
有這些巨額的投資在，上海當然看不上像施雷那樣的“小打小鬧”。這些巨額的投資，一定能打造出上海的芯片制造業，但IT的活力卻不是錢能堆出來的。上海力圖用臺灣和國際的資金以及技術在芯片制造上尋求突破，但芯片代工與其將它看作信息產業，不如將它看作制造業。
康微做不大，上海市政府有些著急。它先讓自己的科技投資公司投資進來，但覺得僅有政府的錢還不夠，上海市政府將上市公司申能強拉瞭進來。“申能當時並不是很積極，因為它根本沒搞清為什麼要投以及如何投。”
1984年2月16日，上海市展覽館。13歲的李勁坐在計算機前有些不安，他在等待鄧小平的參觀。等待中的鄧爺爺終於來瞭，他摸著李勁的頭對周圍的人說：“計算機普及要從娃娃抓起。”
本文寫於2002年。
毛建偉沒敢一步到位，他先進瞭上海農工商電腦公司。上海農工商是上海非常有名的國企。毛建偉所在的上海農工商電腦公司“既像國營單位，又有私營性質”。當時的上海人比較喜歡這種什麼都不丟的方式。
毛建偉看好軟件零售。1991年，他選瞭兩個產品：一是瑞星防病毒卡，一是金山漢卡。1991年，掙瞭50萬元利潤，上繳瞭20萬元，毛建偉自己分到瞭20萬元。有瞭錢，毛建偉買瞭一輛摩托車，隨後，又花2萬多元買瞭一個“大哥大”。再後來，毛建偉覺得自己翅膀硬瞭，他將“公私合營”的上海農工商軟件專賣店改成瞭自己經營的上海茂立軟件連鎖店。
上海軟件零售市場約占全國的十分之一，毛建偉的零售量約占上海的50%，所以，毛建偉到北京，北京的軟件商會爭先恐後地請他吃飯，但是在上海，認識毛建偉的人不多，和毛建偉一樣做軟件零售的不多，上遊開發軟件的廠商也不多。毛建偉被北京業界的朋友稱為“毛委員”，但這個喜歡張羅的“毛委員”在上海沒有用武之地。在寂寞無聊的晚上，毛建偉會給北京的朋友打電話，並且使用三方通話功能將廣州的朋友也拉過來電話談天，說說最近圈子裡的事情。每逢北京業界的朋友來上海，毛建偉總是熱情接待，臨走還不忘叮囑：“下次來上海，一定要來找我啊。”
做軟件零售之初，毛建偉賣過上海復旦、同濟出品的軟件，隨著毛建偉生意越做越大，他賣的上海本地產軟件越來越少。“對於上海一些沒有做好的廠商，我感到非常難過。他們當時都沒有在北京建分公司。你可以在上海做開發基地，但一定要把市場銷售這一塊做到北京去。”“隻有北京具有向全國輻射的能力，相比之下，上海隻是一個區域性的零售市場。開發產品，就要做全國市場，在上海做不瞭全國市場。”
施雷1990年從中國科技大學畢業進復旦讀管理，隨著實驗室一天比一天壯大，他越來越想跟隨葉仰林。就在此時，葉仰林突然在1995年心肌梗塞去世。倪光南失勢聯想，葉仰林逝去，使施雷晚三年進入芯片設計領域。施雷至今懷念1995年的實驗室：“那時候，實驗室有50位設計師，當時的技術水平是它的一個顛峰。雖然後來復旦微電子的名氣越來越大，但始終沒有超過那個時期。無論是前沿的創造力，還是離前沿的距離。”
上海是一個不甘落後的城市，看到長城成立集團，它也覺得一個上海電子計算機廠單兵作戰，太落伍瞭。上海在1987年組建瞭長江計算機（集團）公司。1988年3月，江澤民給長江計算機（集團）公司題詞：“開拓創新振興上海計算機工業”。
旺 鋪 2001年2月，上海百腦匯電腦城，鋪位暗拍現場。暗拍到毛建偉將要到期的鋪位時，毛建偉咬牙拍出瞭40萬元“贊助費”，開標，第二名是漢王，漢王隻填瞭16萬元。黃金鋪位守住瞭，但兩輛桑塔納被開走瞭，毛建偉坐在那裡心疼瞭半天。接著暗拍連邦將要到期的鋪位，李儒雄吸取毛建偉的教訓，填瞭20萬元，沒成想漢王填瞭24萬元。看到這個結果，毛建偉又高興起來，多花二十萬元，請走瞭身邊的連邦，今後連邦的顧客都是我的瞭，值！
葉仰林與倪光南 1985年，從加拿大克碼斯特大學結束合作研究回國的葉仰林教授向復旦貸款100萬元人民幣建起瞭復旦大學專用集成電路與系統實驗室。後來這個實驗室成為中國唯一專門從事集成電路設計研究的國傢重點實驗室。
1994年11月24日，合作三方商定：在12月10日簽訂正式合同，12月底召開首次董事會。1994年12月27日，倪光南再次與上海方面協商，延至1995年1月20日簽合同，春節前召開董事會。柳傳志此後對這個項目不予肯定也不予否定，“聯海微電子設計中心”流產。1995年6月30日，倪光南被解除聯想總工職務。
亞信從北京來 1996年，上海熱線負責人推開瞭史一兵的辦公室，熱情地對史一兵說：“我們想要的70%到80%，你們全都融進去瞭，你們的方案很好，再完善一下就可以做瞭。”
這次上海戰勝瞭北京 2001年9月，上海南京西路1168號中信泰富廣場25樓，易趣會議室，邵亦波在和eBay 首席執行官兼總裁梅格·惠特曼談理想，邵亦波很快讓梅格·惠特曼感到他們之間有很多共識。有瞭共識，下一步就可以討價還價瞭，討價還價的結果是eBay用3000萬美元現金，獲得瞭易趣33%的股份。
趙興耀：北京有個中關村，有氛圍，能把人的積極性刺激起來。公司多，能打大的戰役。中關村背靠大學和研究所，新思想、新觀念源源不斷。這些上海都沒有。
史一兵他們想得挺好，一做，才發現自己不行。“我們都沒有多少錢，這麼多年在美國，沒掙到什麼錢。”“我們也不是那種四處拼命搏殺的人，真要什麼都不顧地做事情，大傢都心有餘悸。”
上海軟件研究所（研究室後來改名研究所）不是沒有機會。1987年，中國惠普決定將一些項目外包，研究所從上海交大手裡搶到瞭其中的一部分項目。到1989年，研究所裡已經有20多人在做惠普這個項目瞭。惠普怕“六·四”影響這個項目，就將這批人接到瞭美國。1989年6月底，史一兵一行六個人來到瞭美國。他們終於如願以償地和印度工程師同場競技瞭，他們感覺到印度人嚴謹、按部就班、沒有創新。“我們看不起他們。他們表達能力很強，講一大堆，沒幹什麼，而我們做瞭十件事情可能隻講一件事情。”美國人也覺得這幫上海人能幹更多的事情，就問研究所能不能派更多的人過來，1991年初，研究所派瞭30多個工程師來到美國。研究所工程師在國內的工資是200元錢，為解決兩地工資差異，美國惠普先將工資發給研究所，研究所再給史一兵他們。
趙興耀：也許是因為沒有小商小販的緣故。國有企業競爭不起來，也就沒有瞭競爭的氛圍，沒有競爭氛圍，就死氣沉沉的。
1999年11月，邵亦波拿到第一筆150萬美元投資，2000年10月，邵亦波拿到第二筆2050萬美元投資。有瞭錢之後，邵亦波不再想和雅寶合作的事情瞭，他開始覺得易趣已經比雅寶大三倍瞭，雅寶當時的總裁吳鐵不服氣，他說：“雅寶用不到易趣三分之一的投入，獲得瞭和易趣差不多相同的市場份額。”但是到2002年，等邵亦波又從eBuy手裡融來3000萬美元的時候，他業已戰勝瞭雅寶。
邵亦波現在還不能和人說，易趣什麼時候盈利，但他說他心中有個時間表，“我們現在每個月的收入都有15%～20%的增長，而成本沒有很大的增長，雖然離贏利還有距離，但在一步一步接近。”這是典型的北京門戶網站說詞，邵亦波很快就學會瞭。
北京的媒體並不這樣看易趣和邵亦波。有個報紙主編，在易趣來北京開新聞發佈會現場，直想對梅格·惠特曼大喊一聲：“我們北京的媒體都覺得你虧瞭。”
采訪手記 2002年4月4日下午2點，我們來到上海北京東路668號——科技京城，這是上海的一座電腦城，但裡面非常安靜，走廊裡沒有匆匆而過的身影，甚至都難見到人。復旦微電子就在這座電腦城的C座7樓。找不到問路的人，我們走錯瞭幾次才找到。
聯想以貿易立業，趙興耀認為自己也是能打市場的人。他得意於自己去軍隊推廣東海PC，前10分鐘，對方沒正眼看他，他講過10分鐘，對方開始看他，再講下去，對方隻有點頭的份瞭。“我們東邊這條線穩定住以後，開始拓展新疆、內蒙、甘肅、寧夏、山西、青海一線的市場。我們在部隊和教育市場也都做得不錯，但一項事業不是一個人的事情，而是整個體系和一幫子人的事情，並且政策要穩定，能始終如一地貫徹。柳傳志他就有這個優勢，所以，他成事瞭。中科院不過問聯想具體的管理，倪光南的事情後來也頂住瞭，最後再遇到PC業大發展的機遇，所以他成事瞭。如果他沒有那麼多客觀條件，他也可能成不瞭事。”“一個人對一個人單打獨鬥的話，我可能有優勢。”
“我做事情希望過癮，希望去戰鬥、去流血。做事情，敢打敢拼就會有好的結果，東海後來不讓我管瞭，後來的同志也很努力的，但可能銳氣上差瞭點。”
解決這個死循環，優化股東結構是惟一的辦法：吸引新的投資，將原股東的股份稀釋掉。1998年，萬達增資擴股到4500萬元，1999年增資擴股到5500萬元，2002年增資擴股到6500萬元。法人股東從3個增加到7個。
到1995年，康微做瞭一年，有形資產做到瞭近100萬元，史一兵兩萬元入股分到瞭3.5萬元。然後重新註冊萬達，大傢都用現金投入。一共2200萬股，給員工留瞭50竹北月子中心比較｜竹北月子中心評價0萬股。軟件所占200萬股，申能和政府的投資公司各占800萬股和700萬股。史一兵個人當時投瞭10多萬元，後來增加到瞭90萬元。有政府作為後盾，史一兵敢投。
晚上8點，趙興耀將我們約在上海一傢兩星級賓館的大堂接受我們的采訪。環境有點吵，期間有人打架。晚12點，在我們住的賓館，完成瞭對毛建偉的采訪。這是這天我們的第五個采訪。
上海沒有中關村36氪的朋友們???2018-08-09???One More Thing上海也不缺大學和研究所，為什麼沒有造就出一個中關村？ 編者按：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劉韌”（ID：LiuRenNews），作者 劉韌。36氪經授權轉載。
我的朋友柯志雄原來是IT記者，現在他決定轉行瞭，他說：“IT在上海是非主流。”
來源：《知識經濟》
雜牌軍 1998年7月16日，復旦。施雷和10多個創業夥伴慶賀完復旦微電子成立，沒地方可去（30多平方米的公司還在裝修），施雷就騎自行車回傢去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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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萬達為股東們掙瞭50多萬元利潤。“這50多萬元與其說是掙的，不如說是省下來的。要是按市場規律給員工發工資，萬達第一年掙不瞭錢。我們當時工資才1000多元。”“管理層和股東都在找平衡，我們管理層為瞭得到股東的理解，不掙錢肯定不行。”
在康微中，個人最高認購股票為2萬元。史一兵認購瞭2萬元。之所以給研究所30%股份，是因為史一兵他們還想算是研究所的人。“我們不想獨立出來創業，這可能跟每個人的個性有關。不是每個人都能創辦一個公司的。”“但我想做點事情，從某種角度來說，我還是比較保守，我不喜歡個體戶的感覺。而且，我是學軟件工程的，那時候，自己開公司通常都是通過公關和個性化服務賣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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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印度一樣 1985年，史一兵坐在復旦大學教室裡，一面聽老師講軟件設計，一面憧憬著上海軟件實驗研究室的未來。馬裡蘭州來的教授幾天前向史一兵他們展示瞭圖紙上的上海軟件實驗研究室，全是20到30層的洋房，像IBM一樣。史一兵他們當時並不知道IBM到底是什麼樣，但他們覺得好的東西都應該像IBM一樣。
“我所說的戰鬥流血是在一定領導下玩命地去做事情，我沒想過沖破領導、沖破組織，自己單獨做事情。在這方面，我很傳統。我是勤勤懇懇做好工作的人，上海有很多這樣的幹部。”
1993年，躊躇滿志的倪光南看上瞭復旦的這個實驗室，1994年4月26日，聯想、復旦和上海長江集團簽署瞭《聯海微電子設計中心》合作意向書。當時的上海市副市長陳至立接見瞭三方負責人，表達瞭上海市對此合作的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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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件代工 1993年，上海，夜。史一兵通過電話線撥號登錄到美國惠普的小型機上，他要將這一天寫完的代碼傳到美國去。國際長途的線路總是不好，總是斷。1M的數據傳瞭好幾次，一次都沒有成功。
文/踩蘑菇的小瑯子
1998年，趙興耀重新開始騎自行車上班，他的朋友感覺特別別扭。現在他又坐上瞭轎車。“在這個公司，我有股份，我希望它發展得很大，也許是年齡的關系，我不會想得太過分，但總的來說，我也不會甘於現狀。”
文/劉志剛
矽晶圓迎來缺貨潮？中國晶圓廠進擊背後的那些隱憂
文/36氪的朋友們
贊助商 加載中
上海熱線第一輪投標，萬達遙遙領先，當史一兵他們就要慶功的時候，突然聽說北京來瞭個叫亞信的公司。這個叫亞信的公司是後來的，但它一上來就搶走瞭2000萬元項目中的1500萬元，隻給萬達剩下瞭400多萬元的上海熱線黃頁項目。
上海寂寞 求伯君去上海，看完毛建偉的豪宅對他說，“主臥是我送你的，你賣金山漢卡不止賺這些”；劉旭到上海，看完毛建偉的豪宅對他說，“至少有一間是我送你的，你賣瑞星防病毒卡不止掙一個房間”；王江民到上海，在毛建偉的豪宅裡，毛建偉對他說，“王老師，這套房子至少有一半是你的，是賣KV300掙的。”
不想做個體戶 1993年從美國回來，史一兵盯上瞭用友財務軟件。“用友的技術太落後瞭”，和史一兵一同從美國回來的同事說。史一兵也看不上用友財務軟件。“第一，我們要將財務軟件做到windows上；第二，用友的界面太死板，我們能讓用戶定制。” 史一兵和他的同事們信誓旦旦地要超過用友。
史一兵他們花瞭兩三個星期，迅速將自己的活幹完，然後走人瞭。“輸就輸，贏就贏嘛。”雖然掙瞭一點錢，但史一兵他們很惱火，覺得很丟人。“從技術說，根本說不準誰好誰壞，亞信後來的技術開發也是好長時間都沒有結果。在軟件上，我們肯定比田溯寧、丁健有經驗，但他們對市場的把握，對機會的敏感，都遠遠比我們強。他們有網絡的經驗，當時他們已經做瞭CHINANET。”
上海的IT摸不著，看不見，他們之間也沒有關聯。采訪中，他們或許會提到北京的競爭對手，但他們不講上海的同行。2002年4月22日，我再次去上海參加微軟亞洲MVP頒獎大會，兩周前在上海見到的IT人士，這次一個也沒有碰上。微軟全球技術中心商業應用部總經理華宏偉告訴我，上海沒有業界。
小商小販 《知識經濟》：京滬兩地業界的區別在哪裡？
史一兵一開始很高興，覺得有瞭錢，就可以大張旗鼓地做財務軟件瞭，後來，他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有多天真。“做財務軟件，需要大投入，大投入當然有風險，一下下去幾百萬元都可能泡湯，而結果什麼都沒得到。”股東不允許史一兵這樣玩，史一兵也沒堅持。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隻好選擇瞭做一單賺一單的系統集成。
此時的趙興耀絲毫也沒有覺得國有體制有什麼不好。他1968年從上海科技大學畢業分配到上海無線電13廠（上海電子計算機廠前身），1984年，他39歲的時候，從技術科長升任廠長，正是最春風得意的時候。上海電子計算機廠此時擁有1500名員工，年利潤1800多萬元，上級主管單位為上海市儀表局。除瞭生產傳統的中型機和大型機，上計廠還在1984年推出瞭自己的PC。趙興耀將這款PC命名為“東海”，上海東臨東海，趙興耀想說的是：北有長城（PC），南有東海。
這一切始於1999年年底。世大集成電路在總經理、創始人張汝京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大股東賣給瞭臺積電。2000年9月，負氣出走的張汝京來到瞭上海浦東張江，募集資金14.7億美元，成立中芯國際。
上海市政府要求投資方不能按照傳統的方式管理萬達，不能派財務總監，要允許萬達三到五年內虧損、打基礎。股東當然不聽這一套，在他們看來，投資就得有回報。 新竹五星級月子中心推薦
人總是什麼都想要。毛建偉一度想聯合各地軟件分銷諸侯利用《電腦報》這個媒體平臺投奔香港駿升公司和連邦鬥一鬥，但既想守住既得利益，又想開創未來的事情，一般都做不成，香港駿升公司和茂立合資的上海駿網軟件有限公司，後來不瞭瞭之。
直到1998年，趙興耀53歲的時候，他才被逼上瞭創業之路。離職前，他一直主持長江集團下屬的上海計算機技術服務公司工作。該公司1996年排上海500強第213位，1997年排第139位，1998年其營業額達到5億多元。“上海計算機技術服務公司發展起來之後，我又要被派到其他地方，我也很願意，但是後來大傢有些不太愉快，然後就分手瞭。我自己創業。”耽誤瞭10年之後，趙興耀還是走上瞭創業之路。如果10年前，他和柳傳志一樣創業，不知道他會不會是第二個柳傳志。至少趙興耀認為自己不輸柳傳志，但他差在10之前沒創業。這是致命的差距，一輩子也趕不回來瞭。
門很小，緊閉著。敲開門，公司裡更加安靜，也看不到什麼人。從復旦微電子出來，往樓下走，看到一群保安在空曠的大堂裡操練，在練正步走。
長江集團以上海電子計算機廠為基礎，整合進瞭上海黃浦儀器廠、上海計算機服務公司、上海計算機開發有限公司、上海長江計算機打印機廠等大大小小二三十傢公司。趙興耀參與瞭長江集團的組建，並任集團主管生產和經營的副總裁。“長城是當時的全國老大，按理，我們可以做老二，但我們沒做成全國老二。聯想後來起來瞭，有一段時間，浪潮也很兇，浪潮和長江之間始終存在比較大的競爭。”一直到1993年，趙興耀還沒看出柳傳志有什麼風采。那年，他和柳傳志一起參加HP的渠道會，他和柳傳志同臺演講。他認為，他在用詞和話題吸引註意力方面，都比柳傳志強。“聯想的管理都是和HP學的，他的幹部也基本上是原來搞過HP分銷代理的。”
東海0520 PC第一批生產瞭400臺，大部分被上海市經委買走搞培訓用。1984年，東海PC年銷量達到2萬，略遜於長城PC，居全國第二位。
再一站是易趣。一年多前，我第一次去易趣的時候，他們剛剛搬進上海市南京西路1168號的中信泰富廣場25樓。易趣現在仍然在那裡，他們並沒有因為最近拿到瞭eBay 3000萬美元而和一年前有什麼變化。一年前的中午，邵亦波還有時間和同事打一會乒乓球，現在他更忙瞭。采訪中，有無數個電話打進來，邵亦波一會說中文，一會說英文，不停地讓對方再等5分鐘。將要拿到eBay融資的時候，邵亦波對他的妻子說，“馬上就可以歇一歇瞭。”但事實是“現在更累”。
“他們交給我一周的事情，我一天就能做完，其他時間沒事幹，但每天還要坐在那兒。”當史一兵他們感到學徒當得差不多的時候，他們決定將美國惠普給的任務拿回國內去做。
《知識經濟》：上海也不缺大學和研究所，為什麼沒有造就出一個中關村？
雖然心有餘悸，但又總有那麼一點點不甘心。在這種復雜的心理下，1994年，史一兵他們發起成立瞭上海康微計算機軟件公司。史一兵這些人出資50萬元，占康微70%股份，軟件研究所占30%股份。
李勁的父親是毛建偉的老師，李勁經常和毛建偉一起討論計算方面的事情。高中畢業，李勁去清華讀計算機，毛建偉去復旦讀計算機。李勁後來成為微軟中國研究院最年輕的研究員，毛建偉1988年從復旦計算機系碩士畢業沒有去外企，他想“下海”闖一闖。
惠普幫助上海軟件研究所完成瞭“將人送出去”的第一步。
邵亦波也和蘇啟強見過很多次，談過很多次合作，也有很多共識——他們彼此都覺得C2C潛力很大，但做起來很難，任重道遠。邵亦波也承認蘇啟強很有在中國做商務的經驗，並且認為蘇啟強是個好人，但他們之間的合作沒有成功。易趣比雅寶有錢，eBay比易趣有錢，eBay更看重未來易趣更看重錢，這大約是此合作不成功，彼合作成功的主要原因。
趙興耀：我感覺到，結果好像跟意想中的有些不一樣。上海很少總結IT到底怎麼做？上海IT到底需要怎樣的氛圍？北京有中關村，培養瞭好多人才。中關村的道路是靠中小企業通過市場機制烘托起來的，上海沒有這樣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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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並沒有將追趕中關村的重任寄托在像施雷這樣的“非種子選手”身上，上海市政府有它自己的通盤考慮。早在1992年7月，上海市政府就開始著手建設張江高科技園區，以期與中關村抗衡。張江高科技園區是中國政府批準設立的國傢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面積25平方公裡，裡面佈滿瞭70多個芯片項目和制造企業。
1994年，史一兵升任上海軟件所所長助理，1995年初升任副所長。但軟件所對惠普的軟件出口卻沒有上升，一年也就10多萬美元，後來實在做不下去，就不做瞭。
上海熱線一仗輸瞭以後，後面接連幾仗，萬達都是輸。萬達在上海的競爭對手開始在背後傳：“萬達這傢公司有背景，惹不起，但沒什麼能力，你看，他什麼單子也沒接下來。”
1999年6月，邵亦波決定回國創業，路過矽谷的時候，他得到瞭40萬美元的投資承諾，但這筆錢要等一段時間才能到，易趣開始幾個月用的都是邵亦波的積蓄。“我當時欠瞭BCG 9萬美元的債，上哈佛讀MBA的學費，是BCG付的。我當時有一點積蓄，但我不能先還他們的債，我得先做事情。”
省 錢 史一兵每次在機場路看到競爭對手的大廣告牌，總會生出一番感慨。他也喜歡機場門口的大廣告牌，但當他聽說要花1000萬元的時候，他放棄瞭。史一兵知道品牌很重要，但他現在還下不瞭決心這樣花錢。
早在1997年初，施雷當上上海市農業投資公司投資顧問經理的時候，他就提出投資復旦集成電路與系統實驗室，但此時，他說話不是太有份量，投資沒能進行。1997年9月，施雷加入上海市商業投資公司，他將投資復電微電子的夙願在這個公司實現瞭。但投資額很小，隻有380萬元。復旦無形資產折算成370萬元，施雷和他的團隊個人出資250萬元，這樣湊夠瞭1000萬元投資。
史一兵沒有料到的是通訊線路後來會成為很大的問題。“印度為瞭軟件出口，國傢搞瞭很多衛星通訊，鼓勵軟件公司用。”“我們做不過印度，當然還有別的原因。比如，我們的信用規模不夠，做不大；比如，印度人說英語，具有先天的溝通優勢；比如，他們習慣瞭按步就班地做事情，比較符合美國人的口味。”“我們的素質和智商都比印度人高，”但就是沒做過印度人。
長江集團 1986年12月12日，原電子工業部計算機管理局副局長王之脫離政府機關，“下海”組建長城集團。
毛建偉接下來會在北京開一個分公司，但這個分公司不做經營，隻做信息采集和物流品牌。毛建偉還會去南京、杭州開店，但毛建偉不想將步子邁得太快。“做生意是馬拉松，不是百米短跑。企業跟企業之間比的是耐力，我做不瞭領跑者，我也不想領跑，但我希望最後我第一個沖刺。”
萬達現在有350人，2001年利潤已經達到1000多萬元，在上海算是最大的軟件公司之一。史一兵他們這些年為瞭發展費勁瞭心機。1985年那個坐在復旦教室裡暢想未來的23歲的史一兵如今已經40，但2002年的萬達和1985年趕超印度的理想，已經相去甚遠瞭。史一兵現在還為別人將萬達當小公司、地方公司看而煩惱著。
1994年6月5日，曾經介入合作的柳傳志此時表示“不同意倉促合資”。為力爭促成合作，1994年下半年，倪光南爭取到瞭國傢經貿委“多媒體技術產業化項目”的1100萬元人民幣撥款和數千萬元貸款，用以在資金上支持“聯海”計劃。
上海市的1000萬元全投在瞭100個研究生身上，1000萬元用完瞭，就沒錢瞭，所以，那紙上很漂亮的軟件實驗研究室終究成瞭空中樓閣。軟件實驗研究室先將就設在瞭復旦裡面，後來搬出復旦，租老幹部活動中心的房子辦公，一直居無定所。
《知識經濟》：如何評價上海市政府在上海IT產業中所發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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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隆半導體是繼宏力半導體和中芯國際後又一個落戶張江的集成電路主力項目，由臺灣、日本等數傢著名電子公司聯合投資4億美元共同組建，主要從事集成電路的設計、光掩膜及封裝測試等業務。至此，張江迅速集結起70多個集成電路項目和企業，投資總額超過40億美元，形成瞭包括芯片設計、芯片制造、封裝測試、配套服務等在內的完整產業鏈，產業聚集效應開始凸顯。
在找錯瞭三四次之後，我們才在漕河涇桂平路481號20號樓5層找到萬達股份有限公司。在那個安靜的大院子裡，不仔細找是找不到這個公司的，我們就是從它旁邊走過，也不知道萬達就在裡面。萬達的佈置還是國企的佈置，但史一兵的談吐倒很豪爽。
5G手機的“牌”雖好，但聯想會是那個能“打好牌”的人嗎？
1962年出生的史一兵，1985年業已從復旦畢業工作瞭，但當他聽說，國傢為瞭在軟件上趕超印度決定在復旦招兩個研究生班並以此為班底成立軟件實驗研究室時，他馬上又跑回瞭復旦。史一兵覺得這是個機會。這樣的研究室，國傢一共建瞭兩個，另外一個在北京，叫中科軟件實驗研究室，後來做出瞭“女媧計劃”。
史一兵們剛到美國的時候竹北月子中心費用感覺什麼都新鮮。國內微機那時就是打打字，寫點小程序什麼的，他們在美國已經開始使用網絡開發環境瞭，在那裡，最新的技術剛剛出來，他們就能很快瞭解到。此時大傢都很狂熱，以為自己站在世界的前沿瞭，但兩三月過去後，大傢才發覺沒多大意思。“美國人根本不把重要的工作給我們做，我們隻能做點輔助性的工作，沒挑戰性。”
在1986年，上海電子計算機廠想做中文打字機，所以，趙興耀去向萬潤南討教。萬潤南沒和趙興耀過多地談中文打字機，萬潤南和趙興耀談起瞭企業管理。趙興耀至今印象最深的是，萬潤南和他說：“四通不買車，租車。”趙興耀也覺得租車很有道理，但在他所在的上海電子計算機廠不可能實行。“上海電子計算機廠和四通體制不同，是國有體制。”
1994年，連邦在全國發展加盟連鎖店，曾經找過毛建偉，被毛建偉拒絕瞭。盡管毛建偉在上海有些寂寞，但他覺得自己的小日子過得還不錯。北京的氣氛，他很羨慕，但他不想因為空落的氣氛破壞瞭自己小天地的安逸。“做分銷盡管量很大，面子好看，但是，分銷占資金，有風險；做零售雖然規模小，發展慢，但是沒風險，利潤也高。”
在臺灣人之前，1998年，英特爾就在上海建立起第一個封裝/測試廠，進行快閃存儲芯片的封裝和測試，總投資額為1.98億美元。2001年9月20日，英特爾（中國）有限公司宣佈向這個生產制造工廠新增投資3.02億美元，使得英特爾在上海封裝/測試廠的投資總額達到5億美元。2000年，IBM在上海投資3億美元成立大規模有機芯片封裝生產基地，主要生產微型板卡及高技術芯片載體，這項投資是IBM在中國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一筆單項投資。
邵亦波很快就聽說北京的雅寶在和他做同樣的事情，而且比他做得早。邵亦波在擔心雅寶的同時，也覺得大傢可以一起做。當時他認為，“電子商務的對手是‘王府井’、‘南京路’，不是其他的電子商務公司，因為電子商務的份額隻占整個市場的1%。”“最好的方法是大傢一起把市場做大，讓大傢都習慣在網上買商品，而不是互相爭搶。”
萬達起跳於拿瞭上海市醫療保險項目。這個項目為上海市政府投資，投資總額為1億元，軟件開發費用為1500萬元。在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萬達成功地將650萬人、1000個醫療網點、500多傢藥店聯瞭起來。這個項目成功之後，上海之外的城市絡繹不絕地到上海取經，史一兵曾經想借機將萬達醫療保險在上海的成功復制到其他城市，但每一次投標都是第二名。“第一名都是當地公司。”在上海醫保系統的成功，沒能使萬達成為一個全國性的公司。
看到邵亦波就會想起唐海松。唐海松有著和邵亦波幾乎一樣的背景：在哈佛讀MBA，在麥肯錫工作，1999年3月回到中國創辦億唐，5個月融資5000萬美元。唐海松和邵亦波不同的是：他一直沒有方向。2002年3月27日，唐海松開始經營億唐品牌的包袋系列，並稱“網上網下時尚結合”是億唐選擇的“突圍”之路。相比之下，邵易波還是做互聯網。18個月之前，我在上海主持過一次“中國.com論壇”，來瞭很多上海的.com企業，現在這當中的大多數已經銷聲匿跡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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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地域文化的背景下，張江雖然產業比較成氣候，但民營高科技企業數量、實力和規模都遠不及中關村，也未出現柳傳志、王選、段永基這樣的品牌企業傢。張江呼喚創業精神和企業傢精神，呼喚有膽識、有血性、有個人魅力的“領軍人”。——國傢高新區專傢委員會委員鄒祖燁
上海從來都不缺少優秀人才，邵亦波是這當中的一個。1991年，邵亦波在上海長到17歲的時候，取得瞭哈佛大學全額獎學金，得以跳級（免讀高三)進入哈佛本科讀書。邵亦波是建國以來，獲全額獎學金進讀哈佛本科的第一個中國人，也是該屆所有哈佛新生中獲全獎的四人之一。1995年，邵亦波以“最高榮譽”畢業，哈佛1600名應屆畢業生中，隻有名列前12位的優秀生才能進入“榮譽會”，邵亦波是這12人中唯一一位中國人。畢業時，邵亦波同時收到麥肯錫（McKinsey)和波士頓（BCG)兩傢咨詢公司的聘書——它們是美國最好的兩傢咨詢公司。邵在波士頓公司工作兩年後，被公認為公司“最優秀雇員”之一，獲送進哈佛攻讀MBA……
毛建偉堅信“一個旺鋪可以吃三代”。在旺鋪經營上，他堅持，“面積不一定要大，但位置一定要好，貨物擺放一定要整齊，燈光一定要亮，音樂一定要有，演示一定要到位，服裝一定要統一，態度一定要和藹，服務一定要跟上，錢一定要掙。”根據這10大原則，毛建偉在上海最好的位置業已建瞭10傢茂立連鎖軟件零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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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上海電子計算機廠將重點轉移到瞭PC在金融行業的應用，當時全國金融行業50%以上都采用瞭東海PC。“長城漢卡推出來後，我已經感到瞭市場競爭，但那時，我很瀟灑，我搞一搞，廠子的效益就上來瞭。”“廠裡現在的房子還是我當廠長那會兒建的。”說起當年，趙興耀總是很自豪。
“我不做分銷，零售商的忠誠度非常低；我也不做廠商，做廠商太辛苦，國外同類產品一上來立馬就能將你沖跨。我做零售，紮紮實實。即便有一天，軟件做不下去瞭，或者難以維持好的盈利，我有好的地理位置，其他廠商也一定會看上我，我一夜之間就可以改成聯想專賣店。我有旺鋪，我怕什麼？有旺鋪，哪怕賣珍珠奶茶，都能賺錢；沒有旺鋪，其他都是空的。”
1986年，北京中關村，四通董事長萬潤南辦公室。兩個小時過去瞭。上海電子計算機廠廠長趙興耀還在裡面談興正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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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復旦微電子發展到30多個人，這年虧損瞭20多萬元；1999年，復旦微電子發展到70人，這一年虧損6萬多元。芯片設計公司一般先要虧損5年，復旦微電子低成本擴張的能力將上海人精打細算的一面表現得淋漓盡致。
2000年8月4日，復旦微電子在香港創業板順利上市，融資1億港元，成為國內唯一一傢集成電路設計上市公司。“我們上市之後，芯片設計在上海突然變成瞭熱門行業。復旦微電子將很復雜的事情很簡單地做成瞭，害得上海在2000年一下出現瞭四五十傢芯片設計公司，現在當然死掉瞭一些。”
上海如果沒有華虹（以華虹為核心的909工程總投資為100億元人民幣，是建國以來電子行業最大的重點投資項目），復旦微電子定會是個寵兒。
既生瑜何生亮，比起對於華虹的厚望，復旦微電子總是不太被重視。“華虹上線的時候，號稱是最優秀的。華虹是什麼？一條生產線而已，這條生產線被賦予瞭擔負起中華民族在新世紀芯片設計的重任。它有那麼大能力嗎？它不就是一條生產線嗎？”
不被重視的滋味，一度使施雷想北上。他為北上找瞭很多理由：“北京有很多‘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勇士，他們身上散發著強烈的魅力，在這種魅力的感召下，經常是一呼百應，很容易召集一支敢死隊。這支敢死隊往往可以在看起來不可能的地方做出很輝煌的事情。在上海，很少有這種氣氛，明明知道可以做成的事情，和上海的團隊談，都會被挑出很多潛在的缺陷。上海人才的第一選擇是到國際大公司做高級白領。”“上海人太務實，激情已經被理智過濾。上海人對不合規矩的東西深惡痛絕，而創業就是將不可能的事情做成可能。”“如果真想實現大的抱負，在北京能遇到的知音要比上海多得多。北京很可愛，能容忍更多有特殊才華的人；上海不能，上海更多地要求你遵守規則。”
但施雷最後還是沒有走。“上海有它合理的地方，整體考慮下來，我相信有一天上海會比北京強。”“北京太浮躁瞭，打造一個國際公司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上海這裡的商業氣息和契約精神與它那種對國際慣例的認同，提供瞭一個良好的企業發展機會。”“復旦微電子現在一分錢銀行貸款都沒有，我們完全可以拿到數億元的銀行貸款，將復旦微電子炒上天去，我也想把它炒得熱火朝天，但是，在上海，我就能克制住我自己。北京的氛圍就不是這樣，我經常讀不懂兄弟公司的財務報表，包括他的利潤來源、產品服務，我經常讀不懂。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將明明是假的東西，寫得跟真的一樣。一個國際型的公司沒有十幾年的基礎走不出來，在上海，不允許我做虛假的東西，這裡的CFO發現你不踏實做，他馬上會走。”
芯片代工 北京流行的是創業文化、“老板文化”，喜歡自己拉旗子幹；而上海“白領文化”占主導，寧可打工拿高薪，不願“下海”冒風險，這種“白領文化”深深植根於傳統工業的土壤，形成政府強企業弱，有白領缺首領。
萬達緊接著又在浦東機場項目中獲勝。這個成功使得2001年，史一兵下決心挺進北京，但幾個項目打下來，史一兵痛感“北京市場更重品牌和關系”。“在北京，我們聽說瞭很多來頭很大的公司，在上海做系統集成首先想的是能不能做成，然後才是品牌和關系。”“上海公司太低調，市場營銷能力和策劃能力比北京差遠瞭。北京公司魄力大，這方面，我們比不瞭。”“萬達賺錢都是從軟件裡賺的，但北京很多軟件公司，我懷疑他們的錢並不是靠軟件賺的。”
對這個問題，張江的解決方案是引進；引進海外留學生，引進外省市的創業人才，把海外和外地的創新文化移植過來。北京的聯想研究院上海分院，深圳的中興通訊上海研發中心，臺灣的中芯科技等等，這些企業的創業理念都在無形中優化著張江的文化品質；一些留學生更是“根在矽谷，花開張江”，把他們在矽谷創新意識和創新成果帶到張江，對張江創新文化的培育產生瞭很好的撞擊和發酵作用。
就在近兩年，張江的創新企業一下子增加瞭近千傢，絕大部分企業的領軍人都是留學生和外省市的創業人才。——張江高科技園區開發公司總經理戴海波
1987年，復旦兩個軟件研究生班100名學生畢業，上海軟件實驗研究室誕生。上海軟件實驗研究室是國傢計劃，國傢本來計劃對其投資1500萬元，但後來改為瞭上海市投資，上海市投瞭1000萬元。見到實驗室的人，上海市領導經常說：“你們這些人，每個人身上都花瞭10萬元。”這些人也經常答道：“你把這些錢給我們，我們到國外讀兩個學位，再回來幹，多好。”
從萬潤南辦公室出來，趙興耀到四通對面的聯想轉瞭轉。每次到中關村，趙興耀總喜歡四處遛遛，但趙興耀和中關村大小公司都沒有生意往來。“當初還沒有分銷的概念。”“代理制是從長城0520興起的，當時全國的計算機銷售點都銷售長城0520。王之很厲害。”
張汝京是臺灣第三號芯片代工巨頭，他業已號召瞭大批臺灣資深工程師來張江和他一起創業，目標是建成世界一流的0.25微米以下的200mm（8英寸)及300mm（12英寸)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芯片生產中心。此舉可以將中國的芯片制造技術一下提升好幾個臺階。
和中芯國際相映生輝的是，臺灣巨富王永慶之子王文洋投資16億美元成立的宏力半導體制造公司。宏力和中芯業務大致相同，也是芯片的超級代工者。
史一兵他們當然急切地希望有投資進來，在這種情況下，康微接受瞭最苛刻的融資方案：先將康微清算，隻算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全部不作數。
上海沒有中關村
有這些巨額的投資在，上海當然看不上像施雷那樣的“小打小鬧”。這些巨額的投資，一定能打造出上海的芯片制造業，但IT的活力卻不是錢能堆出來的。上海力圖用臺灣和國際的資金以及技術在芯片制造上尋求突破，但芯片代工與其將它看作信息產業，不如將它看作制造業。
康微做不大，上海市政府有些著急。它先讓自己的科技投資公司投資進來，但覺得僅有政府的錢還不夠，上海市政府將上市公司申能強拉瞭進來。“申能當時並不是很積極，因為它根本沒搞清為什麼要投以及如何投。”
1984年2月16日，上海市展覽館。13歲的李勁坐在計算機前有些不安，他在等待鄧小平的參觀。等待中的鄧爺爺終於來瞭，他摸著李勁的頭對周圍的人說：“計算機普及要從娃娃抓起。”
本文寫於2002年。
毛建偉沒敢一步到位，他先進瞭上海農工商電腦公司。上海農工商是上海非常有名的國企。毛建偉所在的上海農工商電腦公司“既像國營單位，又有私營性質”。當時的上海人比較喜歡這種什麼都不丟的方式。
毛建偉看好軟件零售。1991年，他選瞭兩個產品：一是瑞星防病毒卡，一是金山漢卡。1991年，掙瞭50萬元利潤，上繳瞭20萬元，毛建偉自己分到瞭20萬元。有瞭錢，毛建偉買瞭一輛摩托車，隨後，又花2萬多元買瞭一個“大哥大”。再後來，毛建偉覺得自己翅膀硬瞭，他將“公私合營”的上海農工商軟件專賣店改成瞭自己經營的上海茂立軟件連鎖店。
上海軟件零售市場約占全國的十分之一，毛建偉的零售量約占上海的50%，所以，毛建偉到北京，北京的軟件商會爭先恐後地請他吃飯，但是在上海，認識毛建偉的人不多，和毛建偉一樣做軟件零售的不多，上遊開發軟件的廠商也不多。毛建偉被北京業界的朋友稱為“毛委員”，但這個喜歡張羅的“毛委員”在上海沒有用武之地。在寂寞無聊的晚上，毛建偉會給北京的朋友打電話，並且使用三方通話功能將廣州的朋友也拉過來電話談天，說說最近圈子裡的事情。每逢北京業界的朋友來上海，毛建偉總是熱情接待，臨走還不忘叮囑：“下次來上海，一定要來找我啊。”
做軟件零售之初，毛建偉賣過上海復旦、同濟出品的軟件，隨著毛建偉生意越做越大，他賣的上海本地產軟件越來越少。“對於上海一些沒有做好的廠商，我感到非常難過。他們當時都沒有在北京建分公司。你可以在上海做開發基地，但一定要把市場銷售這一塊做到北京去。”“隻有北京具有向全國輻射的能力，相比之下，上海隻是一個區域性的零售市場。開發產品，就要做全國市場，在上海做不瞭全國市場。”
施雷1990年從中國科技大學畢業進復旦讀管理，隨著實驗室一天比一天壯大，他越來越想跟隨葉仰林。就在此時，葉仰林突然在1995年心肌梗塞去世。倪光南失勢聯想，葉仰林逝去，使施雷晚三年進入芯片設計領域。施雷至今懷念1995年的實驗室：“那時候，實驗室有50位設計師，當時的技術水平是它的一個顛峰。雖然後來復旦微電子的名氣越來越大，但始終沒有超過那個時期。無論是前沿的創造力，還是離前沿的距離。”
上海是一個不甘落後的城市，看到長城成立集團，它也覺得一個上海電子計算機廠單兵作戰，太落伍瞭。上海在1987年組建瞭長江計算機（集團）公司。1988年3月，江澤民給長江計算機（集團）公司題詞：“開拓創新振興上海計算機工業”。
旺 鋪 2001年2月，上海百腦匯電腦城，鋪位暗拍現場。暗拍到毛建偉將要到期的鋪位時，毛建偉咬牙拍出瞭40萬元“贊助費”，開標，第二名是漢王，漢王隻填瞭16萬元。黃金鋪位守住瞭，但兩輛桑塔納被開走瞭，毛建偉坐在那裡心疼瞭半天。接著暗拍連邦將要到期的鋪位，李儒雄吸取毛建偉的教訓，填瞭20萬元，沒成想漢王填瞭24萬元。看到這個結果，毛建偉又高興起來，多花二十萬元，請走瞭身邊的連邦，今後連邦的顧客都是我的瞭，值！
葉仰林與倪光南 1985年，從加拿大克碼斯特大學結束合作研究回國的葉仰林教授向復旦貸款100萬元人民幣建起瞭復旦大學專用集成電路與系統實驗室。後來這個實驗室成為中國唯一專門從事集成電路設計研究的國傢重點實驗室。
1994年11月24日，合作三方商定：在12月10日簽訂正式合同，12月底召開首次董事會。1994年12月27日，倪光南再次與上海方面協商，延至1995年1月20日簽合同，春節前召開董事會。柳傳志此後對這個項目不予肯定也不予否定，“聯海微電子設計中心”流產。1995年6月30日，倪光南被解除聯想總工職務。
亞信從北京來 1996年，上海熱線負責人推開瞭史一兵的辦公室，熱情地對史一兵說：“我們想要的70%到80%，你們全都融進去瞭，你們的方案很好，再完善一下就可以做瞭。”
這次上海戰勝瞭北京 2001年9月，上海南京西路1168號中信泰富廣場25樓，易趣會議室，邵亦波在和eBay 首席執行官兼總裁梅格·惠特曼談理想，邵亦波很快讓梅格·惠特曼感到他們之間有很多共識。有瞭共識，下一步就可以討價還價瞭，討價還價的結果是eBay用3000萬美元現金，獲得瞭易趣33%的股份。
趙興耀：北京有個中關村，有氛圍，能把人的積極性刺激起來。公司多，能打大的戰役。中關村背靠大學和研究所，新思想、新觀念源源不斷。這些上海都沒有。
史一兵他們想得挺好，一做，才發現自己不行。“我們都沒有多少錢，這麼多年在美國，沒掙到什麼錢。”“我們也不是那種四處拼命搏殺的人，真要什麼都不顧地做事情，大傢都心有餘悸。”
上海軟件研究所（研究室後來改名研究所）不是沒有機會。1987年，中國惠普決定將一些項目外包，研究所從上海交大手裡搶到瞭其中的一部分項目。到1989年，研究所裡已經有20多人在做惠普這個項目瞭。惠普怕“六·四”影響這個項目，就將這批人接到瞭美國。1989年6月底，史一兵一行六個人來到瞭美國。他們終於如願以償地和印度工程師同場競技瞭，他們感覺到印度人嚴謹、按部就班、沒有創新。“我們看不起他們。他們表達能力很強，講一大堆，沒幹什麼，而我們做瞭十件事情可能隻講一件事情。”美國人也覺得這幫上海人能幹更多的事情，就問研究所能不能派更多的人過來，1991年初，研究所派瞭30多個工程師來到美國。研究所工程師在國內的工資是200元錢，為解決兩地工資差異，美國惠普先將工資發給研究所，研究所再給史一兵他們。
趙興耀：也許是因為沒有小商小販的緣故。國有企業競爭不起來，也就沒有瞭競爭的氛圍，沒有競爭氛圍，就死氣沉沉的。
1999年11月，邵亦波拿到第一筆150萬美元投資，2000年10月，邵亦波拿到第二筆2050萬美元投資。有瞭錢之後，邵亦波不再想和雅寶合作的事情瞭，他開始覺得易趣已經比雅寶大三倍瞭，雅寶當時的總裁吳鐵不服氣，他說：“雅寶用不到易趣三分之一的投入，獲得瞭和易趣差不多相同的市場份額。”但是到2002年，等邵亦波又從eBuy手裡融來3000萬美元的時候，他業已戰勝瞭雅寶。
邵亦波現在還不能和人說，易趣什麼時候盈利，但他說他心中有個時間表，“我們現在每個月的收入都有15%～20%的增長，而成本沒有很大的增長，雖然離贏利還有距離，但在一步一步接近。”這是典型的北京門戶網站說詞，邵亦波很快就學會瞭。
北京的媒體並不這樣看易趣和邵亦波。有個報紙主編，在易趣來北京開新聞發佈會現場，直想對梅格·惠特曼大喊一聲：“我們北京的媒體都覺得你虧瞭。”
采訪手記 2002年4月4日下午2點，我們來到上海北京東路668號——科技京城，這是上海的一座電腦城，但裡面非常安靜，走廊裡沒有匆匆而過的身影，甚至都難見到人。復旦微電子就在這座電腦城的C座7樓。找不到問路的人，我們走錯瞭幾次才找到。
聯想以貿易立業，趙興耀認為自己也是能打市場的人。他得意於自己去軍隊推廣東海PC，前10分鐘，對方沒正眼看他，他講過10分鐘，對方開始看他，再講下去，對方隻有點頭的份瞭。“我們東邊這條線穩定住以後，開始拓展新疆、內蒙、甘肅、寧夏、山西、青海一線的市場。我們在部隊和教育市場也都做得不錯，但一項事業不是一個人的事情，而是整個體系和一幫子人的事情，並且政策要穩定，能始終如一地貫徹。柳傳志他就有這個優勢，所以，他成事瞭。中科院不過問聯想具體的管理，倪光南的事情後來也頂住瞭，最後再遇到PC業大發展的機遇，所以他成事瞭。如果他沒有那麼多客觀條件，他也可能成不瞭事。”“一個人對一個人單打獨鬥的話，我可能有優勢。”
“我做事情希望過癮，希望去戰鬥、去流血。做事情，敢打敢拼就會有好的結果，東海後來不讓我管瞭，後來的同志也很努力的，但可能銳氣上差瞭點。”
解決這個死循環，優化股東結構是惟一的辦法：吸引新的投資，將原股東的股份稀釋掉。1998年，萬達增資擴股到4500萬元，1999年增資擴股到5500萬元，2002年增資擴股到6500萬元。法人股東從3個增加到7個。
到1995年，康微做瞭一年，有形資產做到瞭近100萬元，史一兵兩萬元入股分到瞭3.5萬元。然後重新註冊萬達，大傢都用現金投入。一共2200萬股，給員工留瞭50竹北月子中心比較｜竹北月子中心評價0萬股。軟件所占200萬股，申能和政府的投資公司各占800萬股和700萬股。史一兵個人當時投瞭10多萬元，後來增加到瞭90萬元。有政府作為後盾，史一兵敢投。
晚上8點，趙興耀將我們約在上海一傢兩星級賓館的大堂接受我們的采訪。環境有點吵，期間有人打架。晚12點，在我們住的賓館，完成瞭對毛建偉的采訪。這是這天我們的第五個采訪。
上海沒有中關村36氪的朋友們???2018-08-09???One More Thing上海也不缺大學和研究所，為什麼沒有造就出一個中關村？ 編者按：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劉韌”（ID：LiuRenNews），作者 劉韌。36氪經授權轉載。
我的朋友柯志雄原來是IT記者，現在他決定轉行瞭，他說：“IT在上海是非主流。”
來源：《知識經濟》
雜牌軍 1998年7月16日，復旦。施雷和10多個創業夥伴慶賀完復旦微電子成立，沒地方可去（30多平方米的公司還在裝修），施雷就騎自行車回傢去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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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萬達為股東們掙瞭50多萬元利潤。“這50多萬元與其說是掙的，不如說是省下來的。要是按市場規律給員工發工資，萬達第一年掙不瞭錢。我們當時工資才1000多元。”“管理層和股東都在找平衡，我們管理層為瞭得到股東的理解，不掙錢肯定不行。”
在康微中，個人最高認購股票為2萬元。史一兵認購瞭2萬元。之所以給研究所30%股份，是因為史一兵他們還想算是研究所的人。“我們不想獨立出來創業，這可能跟每個人的個性有關。不是每個人都能創辦一個公司的。”“但我想做點事情，從某種角度來說，我還是比較保守，我不喜歡個體戶的感覺。而且，我是學軟件工程的，那時候，自己開公司通常都是通過公關和個性化服務賣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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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印度一樣 1985年，史一兵坐在復旦大學教室裡，一面聽老師講軟件設計，一面憧憬著上海軟件實驗研究室的未來。馬裡蘭州來的教授幾天前向史一兵他們展示瞭圖紙上的上海軟件實驗研究室，全是20到30層的洋房，像IBM一樣。史一兵他們當時並不知道IBM到底是什麼樣，但他們覺得好的東西都應該像IBM一樣。
“我所說的戰鬥流血是在一定領導下玩命地去做事情，我沒想過沖破領導、沖破組織，自己單獨做事情。在這方面，我很傳統。我是勤勤懇懇做好工作的人，上海有很多這樣的幹部。”
1993年，躊躇滿志的倪光南看上瞭復旦的這個實驗室，1994年4月26日，聯想、復旦和上海長江集團簽署瞭《聯海微電子設計中心》合作意向書。當時的上海市副市長陳至立接見瞭三方負責人，表達瞭上海市對此合作的全力支持。
11評論
軟件代工 1993年，上海，夜。史一兵通過電話線撥號登錄到美國惠普的小型機上，他要將這一天寫完的代碼傳到美國去。國際長途的線路總是不好，總是斷。1M的數據傳瞭好幾次，一次都沒有成功。
文/踩蘑菇的小瑯子
1998年，趙興耀重新開始騎自行車上班，他的朋友感覺特別別扭。現在他又坐上瞭轎車。“在這個公司，我有股份，我希望它發展得很大，也許是年齡的關系，我不會想得太過分，但總的來說，我也不會甘於現狀。”
文/劉志剛
矽晶圓迎來缺貨潮？中國晶圓廠進擊背後的那些隱憂
文/36氪的朋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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